2009年年底，寒冷的哥本哈根没有阻挡住一百多个国家的首脑亲自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然而，热闹却又低效的谈判令人失望。2010年年底，气候宜人的坎昆仅仅迎来了各国部长层面的官员，国际社会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的热度也从2009年的沸点持续降温。激情是难以成为持久推动力的，各国重回理性和现实。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10年12月11日凌晨疲惫落幕，会议通过的《公约》和《议定书》发出了积极的信号，维护了《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双轨制”谈判原则，“挽救了气候谈判”。

气候变化谈判的底线

坎昆大会上，日本成了焦点。日本代表公然表态“永远”不会就《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承诺减排目标，坚决反对延长《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这实际上就是让《京都议定书》到期作废，同时也废弃了该协议所确定的“双轨制”减排原则。《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拟定，是目前为止气候变化领域“唯一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从积极推动，到遮遮掩掩反对，最后到明目张胆地要废弃《京都议定书》，日本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没有一个站出来反对，反而表达了不同程度的“理解”。这与美国在其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美国躲过了《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的减排限制，面对第二阶段的国际舆论压力，美国一方面想当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担其应承担的成本，美国的新思路就是让别的国家付出更高的减排成本。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欧等国将推动气候谈判的焦点转移到了《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双轨制”，也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缓行动的差异。《京都议定书》及其“双轨制”原则一定程度上是气候谈判的底线，也是推动发展中国家以合理方式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有效机制。美欧日等国在挑战这个谈判底线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非洲气候谈判小组主席托西姆帕努表示，非洲“为了自救”将誓死捍卫《京都议定书》的存续。最后，经过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和有原则的让步，《京都议定书》得到了重新的确认。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气候政策主任特里欧对此表示，坎昆或许已拯救了气候谈判，但是它却还未拯救地球气候。

对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坎昆会议并没有给予准确的界定和新的减排承诺，仅仅对发达国家给出了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参考减排目标，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绝对减排25%到40%。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议题再次顺延到了计划在南非德班召开的下一届大会。坎昆会议再次开出了空头“绿色支票”，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来帮助贫穷国家实现更清洁的发展方式，而资金如何筹集、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的条件等细节，都没有涉及。坎昆会议的成果还包括成立一个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委员会，进行相关技术合作，同时设立了针对发达国家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减排则引入了国际磋商和分析程序。每个领域的进展都是有限的，但值得庆幸的是，整个谈判是在缓慢推进，没有倒退。不过，按照这个进度，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就存在较大难度。

美国国内因素的干扰

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强调的，现在很多国际议题仅凭美国一己之力是难以完成的，但是没有美国参与多边议题也是难以达成的。虽然如今美国说这类话的底气没有以往足了，但基本属实。所以，往往要根据美国总统所属党派在国会的掌控状况，来决定达成相关国际协议的“时间窗口”，这种不合理的机制恐怕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完成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显然已经错过了最有利时机。经过美国中期选举，2011年1月，共和党人将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在美国国会越来越以党派界线划分投票立场的形势下，未来两年里，在气候政策上趋于保守的共和党都不会支持新的减排承诺，连2010年的《气候法案》也有无限期搁置的危险。部分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甚至表示，他们并不认为人类的活动造成了全球变暖。美国国会新的党派势力划分，也使得奥巴马在哥本哈根所做的“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的承诺成为空谈。

近一个时期闹得沸沸扬扬的“维基解密”事件，暴露出了美国在应对国际事务时更真实的层面，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考量。一份披露的电报显示，2010年2月，美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潘兴在布鲁塞尔对欧盟气候变化委员康妮表示，“考虑到他们需要资金资助，小岛屿国家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联盟”。拉拢和分化，利诱和威胁，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虚伪本性得到了更鲜明的体现。一直以来，美国和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吵吵闹闹，也许仅仅是在演戏。

近日，奥巴马费力推动规模达858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在两院获得批准；日本政府也决定把法人税实际税率下调5%，以减轻日本企业负担。减税成了各国应对经济持续低迷的不得已的选择。按照目前低碳技术水平和成本，低排放就是高成本的代名词，或者被视为一种变相的征税。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强推减排，变相征“环境税”，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无论是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小气候”，还是世界经济形势的“大气候”，都不利于当前推动气候变化谈判，也许我们还需要耐心等待更合适的“时间窗口”。

转变思路

坎昆会议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今后要更多依赖经济上的刺激，而非“环境约束”。也就是说，仅仅依靠模糊的期许和愿景，或者世界末日般的恐吓，是难以有效激励各国推动无法衡量成效的减排行动。虽然大部分国家都同意气候变化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宁可信其有，也不能拿人类的生存和长远的发展作赌注”。然而这种善意的认知，不足以在现实的利益世界获得更多实质性的响应。更多的经济刺激就能奏效吗？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需要适时调整。

气候和环境本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既然是作为公共产品，爱护地球家园、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就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的问题，过多地强调经济利益和狭隘的国家利益，可能会偏离初衷。

比如，当前各国支持本国的低碳和新能源产业，更多是着眼于盈利、解决本国就业和抢占市场。2010年10月，美国甚至启动对中国清洁能源有关政策和措施的301调查，认为中国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威胁了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就业机会和国际竞争力”，而与此同时美国公布的《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给予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补贴高达252亿美元。美国“不能一方面要求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承担节能减排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绿色环保政策进行指责”。美国在清洁能源产业上过于“华尔街式”利益权衡，是无助于解决全球性的气候问题。

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领域，具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应该率先促成在国际层面形成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联合开发，并构建一个开放性、共享性的新能源知识产权体系，在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效率的同时，不断创新降低新能源的使用成本，以维护全球环境，比如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作为目标，而不能以盈利作为优先原则。

对坎昆会议最终协议，尽管玻利维亚一个国家反对，但大会主席、墨西哥外长埃斯皮诺萨还是宣布协议通过，这种对多边谈判“一票否决制”的灵活掌握，是提高多边谈判成效的有益尝试。谈判机制的适当调整也有利于推动气候谈判。在进行多边气候谈判的同时，也应该推动在二十国集团中主要大国间的协商，必要时要展开核心国家的双边气候谈判，多层次、多渠道建立公平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

应注意避免的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谈判进展缓慢的时候，部分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实行气候单边主义举措，比如，美国要向没有碳排放限额的国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欧盟要向飞经其领空的航空公司征收温室气体排放费。这些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歧视性举措，施压其他国家被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会引起相关国家的报复，还违反了《京都议定书》“双轨制”区别原则，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相互信任。

上一篇: 世界经济论坛：极端天气是最大风险之一

下一篇: 气候谈判：你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