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翔
太阳山，原名炭山、炭烟山、炭窑山，因此地产煤，故名。有道教信徒曾将其名为“太乙山”。“太乙”者，太一也，义近太极，即老子所谓“道”之别名。因老百姓不懂“太乙”为何物，故又讹为太阳山。
太阳山实际上并不高大，其高度远不及它的近邻舍儿山。只是因其山坡上有炭窑，常有人到此挖煤运煤，时间一长，知道的人便多了。而且这也是近百年的事。
太阳山虽是亘古荒原，但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却悠久而灿烂。早在西汉时期，此地附近的盐池（即今惠安堡盐池）就设有“盐官”，隶属三水县（址在今红城水）管辖。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曾亲临此地考察，并在他的《水经注》中称，太阳山“温泉东有盐池，故《汉书·地理志》曰县（指西汉三水县）有盐官。”唐、五代此地又称温泉盐池，并设置温池县(址在今惠安堡)，属灵州管辖。到了明朝，这里的温泉又名暖泉，“暖泉春涨”成为当时著名的风景。据明《万历朔方新志》记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边总制黄嘉善，一方面兴工修缮惠安堡城，一方面指示其部下卢文善将温泉“扩大其基，建亭凿池，为制府行边憩息之所”。当时的温泉“泉水环绕其间，树木茂盛”，使这里的湖光山色，呈现一派温润婉秀的美丽景象。有诗赞曰：“一脉远通星宿海，春回塞上气初融。青青石眼涓涓发，流出桃花洞口东。”但到了清代，由于滥采乱挖，太阳山的生态被破坏，小盐池的盐渐至枯竭，温泉的水流也逐年减少，呈现衰败景象。后因此地的煤炭被发觉，渐次形成一座小型煤矿。太阳山—名逐渐代替了炭烟（窑）山，而沿袭至今。
现已探明，太阳山地区煤炭、冶镁、白云岩、石灰岩、石膏等矿产资源丰富，是宁东列入2020年开发的后方资源储备基地。2004年，中共吴忠市委和吴忠市人民政府决定提前对太阳山地区进行移民开发，尽早把太阳山建成吴忠最重要的能源新材料基地。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了吴忠市的决策，并决定将太阳山建成与宁东比翼、宁夏新的经济增长极。从此，太阳山便如一轮喷簿欲出的朝阳，进入了它历史的辉煌期。
一、秦汉以前的太阳山自然地理环境
秦汉以前，太阳山地区的气候怎样？从竺可祯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看，与现在大不相同。从史前期起，历经夏、商，直到西汉，除西周时大约有一、二个世纪的寒冷期外，数千年中，黄河流域的气候一直比较温暖。著名考古学家胡厚宣早在1944年就指出，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湿润。①大量的考古和孢籽资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不仅气候湿润，而且广泛生长着阔叶林和大片竹林。从同心发掘的动物遗骸得知，古代的同心地区有丰富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种类。我们从唐人诗词中还能读到“灵州碧岩下，荑英初散芳”的诗句，说明那时的吴忠一带，山是“碧”的，且有茶叶生长。而茶叶是江南一带的植物，这说明，至少在唐代以前，这里的气候仍然温暖湿润，适合茶叶、竹子生长。另外，《山海经》说古代六盘山“其木多棕”，棕也是亚热带的植物。因此，当时太阳山地区的气候和森林状况也与吴忠及六盘山差不多少。竺可祯认为，距今3000~5000年时，黄河流域平均气温约比现在高2°C，冬季气温高3~5℃。②
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和太阳山地区，森林茂密，植被覆盖率很高，到处郁郁葱葱。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原始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如此山青水秀的自然景观，为何在数千年之后变成了光山秃岭？“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一定要影响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③除了气候的变迁外，人类的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军事活动也是森林绝迹、草原蜕化的重要因素。
春秋时期，这里一直是匈奴族的祖先朐衍戎和义渠戎活动的地方。秦灭义渠置北地郡后，即向这里迁徙人口，使这里的部分草原被开发。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加上连年战乱和过度砍伐、放牧的破坏，这里的自然环境逐渐发生变化。秦灭六国，定都关中，宁夏河东地区（古称“河南地”）是其开发的重点。这里因为土地肥饶，颇似“秦中”（即今陕西“关中”，故名为“新秦中”，并“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两汉时期，中央政府积极推行“富关中”、“戍边郡”的移民政策，吴忠地区又是其开发的重点。后来的隋、唐、宋、西夏、元、明诸朝都是如此。这样，这一带的人口迅速增长，屯垦规模越来越大，生态平衡遭到极大破坏。由于草原大规模地开垦，山地森林也遭到滥伐。加之秦汉时期生产工具的进步，铁器的广泛使用，大大加快了山林毁坏的速度。尽管当时保护森林资源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些有识之士的重视，如孟子就曾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木不可胜用”，但由于统治阶级的不重视和一般人的不觉悟，全国各地都是只顾砍伐，不问季节，当时的宁夏和太阳山地区也不例外。
秦汉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以及其它社会生产部门与森林联系日益密切，木材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主要耗费渠道是营建、战争、丧葬、燃料、器物以及天灾等。那时的统治者奢靡成风，各类宫室的建筑多而规模大，且建筑材料几乎全部是木材，秦代“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 埋入地下的棺椁，也全部是木材所制，而且随着个人地位和财富的不同，棺椁也极尽豪华，“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梗椁”。死人所浪费的木材，不亚于活人。即使是民居，也主要以木材为主，《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安定郡和北地郡也是此习俗。东汉初年，刘秀大将来歙以奇兵袭取略阳隗嚣时，一路“伐山开道”而进，唐宋明清也是如此，只要有森林，只知砍伐而不知保护。尤以明清为甚。史念海在《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中说：“明清时代是黄河中游（森林）受到摧毁性破坏的时代。尤以明代中叶以后更是如此”。这与明代实行的屯垦与战争不无关系。当时宁夏地区是屯垦重点。比如现今宁夏以人名命名的市（县）村镇堡寨，如吴忠、李俊、蒋顶（鼎）、掌（张）政、杨和、望（王）洪、瞿靖、邵刚……等，都是那时屯垦的产物。即使是生态脆弱的草原地带，如韦州、下马关、预旺、铁柱泉等地，也被大规模开发，严重的地方， “山上悬崖峭壁，无尺寸之耕” ④明代正统年以后屯政渐衰，许多己被开垦之地荒芜不堪，植被严重破坏，土地大规模沙化，银南地区除罗山保留了少量森林外，其余山上的树木全部绝迹。秦汉以前的那种“席萁侵路暗”、“荑英散芬芳”的郁郁葱葱的美景完全消失了。
二、灵州大道与太阳山
灵州大道，是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主干道之一。其名称虽出现较晚（唐代），但影响却巨大深远。
灵州大道，顾名思义，是因灵州而来。广义的灵州大道，包括灵（州）环（州）道、灵（州）夏（州）道、灵（州）甘（州）回鹘道、灵（州）凉（州）道、原（州）灵（州）道等。这几条大道，都是以灵州（明代以前的灵州城址在今吴忠。今灵武市系明代新建）为中心的交通干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过不同的作用。到唐末五代及宋（西夏）时期，这里便成了丝绸之路东段北路，它既是中原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又是一个区域的泛称。而狭义的灵州大道只指长安经环州（今甘肃环县青冈峡）到灵州的这条大路。而这条大路，也因部分区段走向不同，分为三条：其一沿环州青冈峡、至庆州、邠州至中原；另一条路是溯清水河而上至镇戎军、渭州一线至关中；第三条是沿盐州、夏州经陕北至关中。
因灵环道在通往中原的三条道路中以环庆路最为重要，且与“太阳山地区”关系密切。
历史上，灵州虽然只是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设置的一个县城，但从中原到灵州（西汉前虽无灵州，但有“灵洲”即“河奇”存在）的通道却是早已存在的。研究古代交通地理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交通道路，有的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小，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可称为随机性道路；有的则严格限制于自然条件，稳定性甚强，对人文布局起着控制性作用，称之为控制性道路。灵州大道在历史上即有随机的性质，也有控制的性质，其名称的由来、发展历史及其作用，已融汇在整个历史进程之中。
早在灵州设置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古灵州一带就有了能够通行战车的道路。秦统一六国以后，始皇帝下令修筑由都城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大道，即驰道，并沿驰道五次出巡。这说明秦朝时，全国的交通状况大大好于以往。而且他还派蒙恬为大将，太子扶苏为监军，于始皇33年(前214年)“将30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史记.蒙恬传》卷八十八），并以河为塞，置34县城，（—说44县城)，其中在宁夏就有富平、神泉障、浑怀障等。据专家考证，秦时富平县的辖境，包括今黄河以东的吴忠市全部及灵武、中卫市的大部。因这一带土地肥沃，水草丰茂，但地旷人稀，秦王朝便“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70余万口……”（《史记·平准书》卷三十）这时的太阳山地区，当属新秦中的富平县，由于地处边远，故并未得到开发，但却是中原通往北地的道路必经之区。
西汉惠帝四年，又在古“灵洲”上设置灵州县，东汉时，北地郡的郡治由马岭（甘肃庆阳北）移至富平（今吴忠金积关马湖附近）。这说明，秦汉时的宁夏吴忠地区，已成为西北部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这一带的交通中心。从咸阳通古代吴忠的大道更加畅通了，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
虽说秦汉代时，灵州通关中的道路具体所经史无详记，但，从灵州到惠安堡、太阳山温泉、三水县城（今红城水）一定有大车道通行却是确实的。
三国两晋时期，中原连年战乱，无暇北顾，宁夏大级部成为鲜卑、羌族、匈奴的游牧地，他们对道路的要求不高。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在宁夏设了两个军事重镇：设在固原的叫“高平镇”，设在吴忠的叫薄骨律镇，分别是南部山区和北部川区的交通中心。西魏时，高平改称原州，薄骨律镇改称灵州。这时期，这两个地方，由其是吴忠（灵州）地区的水陆交通都很发达。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命令薄骨律镇将刁雍将河西历年屯垦积存的粮食50万斛运至沃野镇（今内蒙乌拉特旗），以供进击柔然军需。并指定由统万（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安定（今甘肃镇原县南）、高平及薄骨律镇调集牛车5000辆作为运输工具。后来刁雍建议改陆路运输为水路运输，魏太武帝诏准。这个故事说明，当时吴忠有发达的水路和陆路。水路路线从今吴忠到内蒙五原，应该是非常良好的航道。河道中同时有300艘船跑运输，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难怪魏太武帝要求将水运之法“永以为式”，永远延续下去。这个故事也说明：陆路更是早已存在，否则魏太武帝就不会让刁雍调集5000辆牛车搞运输了。只不过这条陆路交通线中有沙漠阻挡，比较艰难罢了。
上述故事，不但说明北魏时期，从薄骨律镇（今吴忠）有一条通往沃野的大道，而且也说明从陕西靖边白城子（统万）到吴忠（薄骨律镇）也有一条大车道。统万城的牛车要从这条路调往薄骨律镇。这条属于沙漠与农耕区交界的“沙漠边缘路”长约800里。西魏大统二年，（536年）正月，灵州刺史曹泥叛归东魏，高欢派阿至罗率骑兵3万到灵州，保护曹泥部属及居民5000户，经长途跋涉到达隰城（今山西汾阳县城关）。（《北齐书.神武帝纪》）这是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所走的路线就是统万到薄骨律镇（今吴忠）的大车道。而惠安堡和太阳山温泉则是必经之地。
在南北朝时期，还有一条大道从太阳山地区和惠安堡通过，这就是由高平至统万的大车道。这条大道由今固原过李旺、预旺、太阳山温泉、惠安堡、盐池，直达陕西靖边。
南北朝时期，从惠安堡、太阳山温泉附近通过的道路还有一条，这就是黑盐池北通蠕蠕（柔然）、南至长安的道路。大统八年（538年），西魏文帝元宝矩娶悼皇后（蠕蠕主阿那环的长女）。陪嫁队伍携车700余乘，马万匹、骆驼千头。抵达黑盐池（又叫乌池，在今盐池东北）后，西魏的迎娶队伍才到。蠕蠕世居漠北，其风俗以向东为贵。陪送人员的帐幕门户、酒宴席位都面东。西魏大臣要公主按中原风俗面南，公主回答说，我尚未见到魏帝，仍是蠕蠕之女，你们魏国的仪仗面南，我们仍自面东。（《北史·后妃上》507页）这段记载表明，当时从河套向南，经盐池到长安，有一条大路可行走车马。据日本学者前田正明所绘制的北魏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线附图看，其具体走向是：由今盐池县城至惠安堡，再南至甘肃环县、庆阳、泾川等地至长安。这几条道路，与今天宁夏吴忠的交通干线的走向大体一致，说明现代交通干线的选线，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因而更趋合理。（鲁人勇等：《宁夏交通史》18-19页）隋唐五代时期，灵州一带的交通更为发达。据鲁人勇和罗丰同志的研究，这个时期仅以灵州为中心的陆路交通干道就有11条之多。其中，从惠安堡和太阳山巴庄温泉附近通过的就有“灵环道”（又称“灵武道”、“灵州大道”）、“灵夏道（或‘灵盐道’）”等。
隋开皇二十年（600年），晋王杨广（后登基为隋炀帝）和杨素率兵出塞，《资治通鉴》记述为“诏命晋王广、杨素出灵武道”。这是史书上最早出现的“灵武道”一名。到唐、五代和北宋，灵武道被改称为“灵州道”、“灵武大路”。灵武道的走向，由长安（今陕西西安）至凤翔、彭原（今甘肃宁县）、顺化（今甘肃庆阳）而北，经方渠（今环县），过青岗峡、同心韦州、太阳山巴庄温泉和惠安堡，最后直达吴忠。这条路线实际上是秦汉时期北地郡郡治的迁移路线：秦北地郡初治甘肃宁县，西汉时移到庆阳西北的马岭，东汉又移到富平（今吴忠西南）。到隋代，这条大道不但路线固定，而且还能行驶大量战车。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突厥达头可汗又率兵由河套南下。隋以杨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由灵州出塞讨之。隋军带有大量战车。在以往的战争中，每遇突厥骑兵，隋将便指挥部众将战车围成方阵，骑兵、步兵在内，战车在外。杨素说：“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下令不用车阵，摆成骑阵。突厥兵民善骑射，骑阵对其有利。因此，达头闻讯后大喜，认为是“天赐”良机，结果大败而逃。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古代吴忠（即灵州）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灵州，既是天下粮仓、军事重镇、政治经济商贸文化中心，又是交通枢纽和民族乐园，其历史地位对于唐王朝十分重要。这个时期，灵州（吴忠）的，朝廷在灵州所辖黄河冲击平原兴修水利，广开屯田。这些措施促进了这里的农业生产，人口明显增多。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与各少数民族首领“灵州会盟”（又称“灵州受降”），归附唐朝的突厥九姓被安置在灵州境内，设“羁縻州”统领之。当时，仅在回乐县境内就设置了燕然、鸡鹿、鸡田三个羁縻州。原居住于青海的吐谷浑部，也迁到了今韦州及中宁县、青铜峡市的黄河两岸。这之前，吐谷浑多次迁徙，均因环境不好而“不安其居”，唯迁到灵州以后安居乐业了。所以，当时把韦州叫“安乐州”，又名“长乐州”。元和三年（808年），原居住在甘州（张掖）一带的沙陀部落3万余众，也辗转数千里，携带着帐幕、牲畜来此定居。至于吐蕃、党项族的迁入，人数则无法统计。这些大，规模的人口和民族迁徙、民族融合，造成这一地区人口剧增，“种落愈繁”。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交通的发展。唐开元九年（721年），朝廷正式设置朔方军节度使，治所就在吴忠（灵州）。到天宝年间，它已成为全国最大、兵马最强盛的军镇，有“天下劲兵在朔方”之称。其辖区东北至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至单于大都护府，西至会州（今甘肃靖远县），南至邠州、鄜州（今陕西彬县、富县），相当于今天陕西的北部、甘肃的东部、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地区及宁夏的全境。除主管上述地区的军事防御外，朔方节度使又兼领关内支度营田使、关内盐池使、关内道采访使、陇右兵马使。尤其是所领六城水陆转运使，直接管理整个河套和宁夏地区的水陆交通。灵州，一度成了关内道北部的交通中心。到了唐末五代，朔方节度使的防区大大缩小，仅包括今宁夏中、北部，但以灵州为中心的交通网仍然存在——当然，这包括了今天的太阳山地区。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李世民答应将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部真珠可汗夷男，并拟亲自到灵州和亲。薛延陀在请婚时，也曾两次派大臣带重礼经灵州至长安。他们当时走的这条道路就是途经惠安堡和太阳山地区的著名的灵州大道。唐太宗李世民送亲走的也是这条大道。后夷男因途遥远，未能准时赶到灵州，唐太宗李世民单方毁约，和亲未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布置几路大军共击薛延陀，他自己亲领大军到灵州声援，初沿泾水北行，越六盘山，在西瓦亭观看了牧马监，然后经原州（今固原）抵灵州，走的也是经韦州、巴庄温泉、惠安堡至灵州的“灵州大道”。唐太宗灭了薛延陀，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胜利，敕勒九姓酋长相继遣使到灵州投降，当时使臣多达数千人，共推唐太宗为“天至宗可汗”。唐太宗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并设宴招待了他们，又写下了“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著名诗句，命刻石立碑于灵州，史称“勒石受降”，所以，灵州又称“受降城”。
唐天宝十五年（756年），为避安史之乱，唐玄宗西走四川，太子李亨则从马嵬经今固原、同心、中宁到吴忠（唐灵州），登基称帝，是为“肃宗”——这走的是“萧关道”。这样，灵州便成了唐王朝的临时首都，不少名臣前来随驾、护驾。郭子仪、李光弼也率出征的5万朔方军从河北、山西前线返回。一时，全国各地的公文奏表集于灵州，朝廷的宣传诏命达于四方!蜀中、塞北，当今皇帝与“太上皇”互派的信使络绎不绝。唐朝派往西域求救兵的使臣也陆续从灵州出发。所以，唐肃宗在灵州登基，大大发展了以灵州为中心的交通网。此处只引与太阳山地区有关的两条：一条是灵州至上都长安的“灵州道”，即隋代的“灵武道”。其走向是：由灵州向东南，经过惠安堡和太阳山巴庄温泉，再经韦州、环县(方渠)、庆阳（顺化）、宁县（彭原）、凤翔至长安。唐肃宗李亨后来率大军由灵州回长安，就走的是这条“灵州道”。传说中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时灵武驻军，用石头支锅烧饭，发现灵武“香砟子”。解决了军中燃料。人们通过灵州大道将“香砟子”作为贡品运往长安。
另外，还有萧关通灵州、威州（今韦州）的道路。这条路起于萧关县（唐置，在今同心南吊堡子附近），经威州、温泉、惠安堡到灵州（吴忠），全长380里。这是大中三年（849年）唐王朝收复萧关、威州（韦州）后，由平章事兼邻宁节度使、招抚使白敏中规划新辟的。
由于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均建都汴梁，后唐建都洛阳，所以，灵州到中原，可以不经长安，而改走盐州（今盐池和定边附近）、夏州（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即所谓灵夏路，这条路从灵州出发，同样经过惠安堡，从太阳山地区的边缘通过。
五代时，由于中原长期战乱，对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无暇顾及，这就使得中西交通的主线灵州道的安全成了问题。从庆州（甘肃庆阳）到灵州至凉州（甘肃武威），沿途都是党项部落居地。如遇归顺了的“熟户”，行人可食宿打尖，虽要付“打当”(即费用），但数目不多，仅相当于食宿费；如遇专与朝廷作对的“生户”，就命运难测了。太阳山以南的青冈峡附近，竟恶化到“商旅行必以兵”保护（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①胡厚宣：《气候之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
②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③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④《明经世文编》卷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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