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矿区是国家“一五”计划时期在宁夏新建的第一个煤炭工业基地。从1956年开始筹建到1961年末以极快的速度建起四对斜井，并先后投产。首先就遇到了浅部煤层走向长达5公里范围内古窑密布，积水情况与采空情况不清楚的开采难题。地质勘探报告也说得含糊其辞，什么自明、清以来，九个煤层浅部露头，古窑星罗棋布，已见井口78处，还有不少井口为沉积物所掩埋，其开采深度多为50米以上。为了避开这个矛盾，采取反斜井开拓的设计，先把运输水平巷道建成，可是这就为掘进准备浅部回风水平埋下重大的安全隐患和风险。

1958-1963年全局发生古窑透水事故11次，其中死亡事故5次，共牺牲37人，突然涌入巷道的总计水量约七万立方米。对于此类透水事故我的记忆也是刻骨铭心。我们于1958年9月中旬到第一个建井的一号井报道，随后开始劳动实习。我们三个北京矿学院学生被分到一个掘进园班，每小班一人，都有各位组长任师傅带领。计划实习三个月，每天干的就是打眼、放炮、装车、架棚这一套活，与其他组内人我们相处得也很好。他们知道学生出身体力差，不少特笨重活也不让干。记得我们实习快两个月了，是11月13日早晨，我们师傅朱国良领着全组正准备收工下班，忽然从大巷外边急匆匆跑来了带班班长喊着说：“透水了，快撤人”。我们全组人就有序快步的按规定避灾路线升井。当时高处的风井与我们工作运输水平尚未贯通，撤退还是要经过运输水平的最低处反斜井井底车场，等我们到达时，积水有一米深，水位也稳住不涨了。大家松了口气抬头看着明亮的小小井口，放下悬着的心缓缓爬上井。

经清点升井人数，确认少了工作在透水巷道执行放炮的牟均荣同志。搜救工作随即展开，但通往透水点的二层煤南大巷，断面九平方米的巷道几乎被碎煤和杂物堵死，电缆、铁管、风筒被强大的水流冲搅在一起，矿车也冲得东倒西歪，根本无法进入里面，只能从外向里边清理边找人。我们参加实习的班组承担此次清理任务，日夜不停干了七天才发现遇难人员，人被浸泡得严重的变形，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惨不忍睹。这起事故是全局第一起死亡事故，也是第一起透水事故。我至今记忆犹新，看见在一定条件下6800立方米积水破坏力如此强大和无情，也深刻记住煤矿生产“安全为天”这句至理名言。

为了给矿井投产做技术准备以及加强技术安全管理，我们矿院三个见习技术人员提前结束劳动实习，协助矿井主管技术人员孟以猛同志做好技术管理工作，特别承担起掘进探水和鉴别现场是否有透水征兆的重任。那时我们四个吃住都在井口，每班有人下井跟班，死死盯着各工作地点的安全生产和各项措施落实。对于近十米厚的三层煤探水是工作重点，不仅要探前方和两边，还得控制顶底，必须布置多组密集钻孔来完成，即便如此有时也难确保安全。1959年8月在三层煤总回风巷掘进时，再次透水，其主要教训是钻孔布设很密，但仍在顶板方向上有疏漏。错误和挫折在教训了我们，反思之后我们从透水点钻进古窑，一看还有多处积水，于是进行准确测量，有的放矢打钻孔实行有控制的放水。保证了这条巷道继续向前掘进的安全。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启发，为什么不可以采取孙悟空钻入牛魔王肚子里的战术，尽可能将古窑分布、延展、积水情况搞清楚，以争取安全生产主动权，确保矿工生产安全。这些些想法得到矿上主管技术工作的孟以猛、刘英梧同志的认同，并制定出钻入古窑探查计划，开展测绘、放水等一套安全保护措施。探查计划每次都有他们组织实施，经一年千方百计的探查，矿井浅部各个煤层古窑开采深度、分布特点、互相关联基本上摸清楚，并且准确绘制到矿图上，开始有控制的放水。个别从井下不能探查的地段，采取从地表开挖小井，由浅向深逐段摸查清楚，排除积水，清除盲点。当然推行钻入探查的过程，并非全是一帆风顺，有时也是险象环生，但都被我们专业探查队伍一一排除。这些工作局总工程师陈师傅很支持，也常亲临现场指导，并介绍给全局。到1963年为止全局共排放古窑积水近200万立方米，也因大部分地段能准确圈定开采上限，多采出近百万吨煤炭资源。至此，全局再未发生透水事故，解决了这一威胁矿井安全隐患。这是沿着认识、探索、提高的路子展开的，是经历用实用技术与矿区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是对地勘、设计成果的检验和修正。

石嘴山一号井（一矿）是1959年3月1日简易投产。当时井下正规回采工作面还未准备出来；通风系统也未完善；地面装车外运系统也未建成，总之没形成生产能力。可是包兰铁路，石嘴山电厂、炼钢企业急等用煤，无奈之下只好边钻边生产，解决燃眉之急。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生产工艺落后，所用采煤方法是“仑房式”“刀柱式”等过时的方法，其根本缺点是不安全，回采率低、掘进率高，尤其在采空区丢下大量煤柱和碎煤，给井下自燃发火制造了条件。加之设计上采取分层开拓方式，既不利于防火，更难于采后封闭隔离，故而到1961年初，一号井一水平三层煤北翼1000米长的运输大巷，多处出现明火成了一片火海。矿井出风井冒着浓黑的烟柱，直冲云霄，井下火情极为严重，只能将整个三层煤北翼全部封闭。没隔几日四号井开采的五、六层煤也出现了明火，这个火区近邻井底车场，我们采取用水直接灭火的时候，连续发生氢气爆炸，随着沉闷的爆炸声音，淡紫色炸焰从车场巷道碹缝中奔出，大家奋不顾身的用黄泥抹堵，担仍无济于事，如若处置不当，可能比一号井影响范围更大，甚至可造成全矿井的停产。情急之下，时任矿主任工程师的刘英梧与我们共谋对策：停止直接灭火，分割封闭，控制火区通风，实行黄泥灌浆。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控制了局面，度过了最艰难地时段。

六十年代的矿井内，全局发生火灾30余起，带来十分惨重的经济损失，上千万元的采煤装备埋入火区，几百万吨煤炭被呆滞或损失，对矿井安全生产造成严重威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技术人员责无旁贷，只有重新认识我们的矿井，探索煤层发火的原因，学习外地经验，引进实用技术，研究适合本矿条件的对策；重新建立自己的防灭火骨干队伍，组建矿山救护队，培训密闭、瓦检、气体分析、钻机等专业工人，对入井矿工进行防火知识教育，以及实施防火措施而引起工艺变化的培训；重新装备防灭火设备、设施，补建地面灌浆站，布设井上下供水、灌浆管理系统；重新规划、改造、改革巷道布置，改变采煤方式，调整矿井通风系统，制订、完善防火管理规章制度。上述四个重新工作的落实，涉及专业面广，工作量很大，这一重任无可置疑落到年轻的技术队伍身上。首先，要当好学生，在学习调研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完整的实施计划，随即在执行中当先生促其落实。实践证明，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技术专家和能手；被大家誉为“火神爷”的赵永昌同志，他胆大心细，处置险情办法多，只要他出现在危急的火灾现场，每次都能转危为安，好像是掌管火的神仙；打灭火钻孔又快又准的能手孙振显、徐立民同志；连接灌浆管路能手刘佩荣同志；擅长通风、互检的李增书、杨英明同志；改革开拓方式绘出全矿分组联合布置图的何嘉平同志；在矿井合作集中生产和补建采区作出贡献的黄中梁、刘育宾同志；推行新采煤方法，改革支护方式的邢治绪同志。我们这个团队推动着矿井第一次技术改造，改变着矿井生产技术面貌，挖掘出矿井生产潜力。1963～1966年改造完成后，相比的效果显著。矿井生产能力提高10%；全员效率提高37.2%达到1.13吨 / 工；原煤成本降低32%;采面个数减少45%只保留5个；采面单产提高60%达到每月产煤12397吨 ；坑木消耗降低40.5%达到101.5立方米/万吨。这些矿井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明改造是成功的，与全国相比也是处在先进行列。

通过实践，我们逐步认清矿区特点，增长了知识，找到阻碍生产发展的薄弱环节，着手变革创新，为发展生产力做出贡献。领导为了鼓励我们和肯定这一阶段的成绩，1965年8月任命我为矿采煤工程师；赵永昌为通风工程师；黄中梁为基建工程师。同年为在窑街矿务局召开的“贺兰山煤炭公司采煤技术经验交流会”上介绍经验，我撰写出“对采区煤仓容量和结构形式的初步探讨”一文，受到煤炭系统的重视。因为当时书上有关它的论述是没有的，而我们局的经验是采区中不可或缺的设施工程，已有几十处煤仓多年使用经验和体会，有了一定理论上的建树。一九七六年煤炭部将文章纳入“矿井开拓与巷道布置改进”一书，再次得到肯定。直至九十年代编全国煤炭教科书中也仍然引用。这次会议上被誉为西北煤炭工业易燃特厚煤层采煤法“五朵金花”的技术革新——金属网假顶分层开采，鋪顶网工艺，黄泥灌浆预防自然发火，无煤柱开采和老空区残煤复采，我们局占四项，其中铺顶网工艺，1978年在全国第一次煤炭科技大会上获发明创造奖。

文革期间，生产秩序受到破坏，科学技术受到打击和排斥，在逆境中我和广大技术人员一样，仍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的革新、改善生产环境的工作没有停止，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动摇。记得那时有个采区自溜上山，长度是150米，坡度是30度，煤炭从上向下自行滑动灌入采区煤仓，使用有两年之久后发现问题。煤流含水率低时，下滑速度太快，飞砂走石般的冲向煤仓，对溜槽磨损严重。煤流含水较高时，又易堵塞，要设专人及时排堵，劳动空间窄小，作业人员稍有疏忽安全没有保证。用水冲虽可排堵，但水煤冲入煤仓时装车工人又形成威胁。于是我们抽调10多名技术人员，分班24小时跟班劳动，研究解决方案。经过一段时间蹲点，研究出用自制的上链溜子方式拖动煤流，既限止煤炭乱飞，又对局部堵塞地段起疏导作用。设备制成经安装试转，达到预想目的，我们露出成功的微笑。但是这台设备是非标设备，投入使用要经上级有关部门鉴定，当时那么不正常环境，没人组织这项工作，只好另择解决办法。最终选用另掘皮带下山，取代了存有安全隐患的自溜上山。

在文革期间，我们没有放松对矿井自然火灾的防治研究，在总结建矿8年来，18次火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理出八个方面具有规律性的关系，提出以防为主的理念，实行以“重点灌浆，分层同采”的方针，提高矿井防火灾的有效性和经济性。1966年——1972年矿井自然火灾发生8次，我们一如既往坚持火灾就是命令，立即奔赴现场参加抢险救灾，封闭火区，一次次化险为夷，妥善处置完毕。1973年以后矿井消除了明火事故，做到能主动防止自然发火的阶段。

 

 

七十年代初，我就想把一矿落后的串车主提升系统去掉，这种提升方式环节多，消耗高，占人多，安全差，限制着矿井生产能力的发挥，迟早要被淘汰。设想着籍矿井延深的时机，另打新的主斜井用上先进钢绳托动的皮带机，实现装备的更新换代。我及时提出在提升未改造之前，先把井下平巷运输实现皮带化，为将来全井连续化运输创造更良好条件。在实施的过程中，为少占用设备和简化系统与同志们共同革新，创用“拱桥式、抬头式、前探式”等特殊皮带铺设方式，节省大量设备和资金，还提前四年受益，仅平巷营运费节省进百万元，矿井超能力增产80万吨煤炭。

一矿在推广采煤机械化的过程中我是一直积极参与，记得六十年代初我任采煤技术员时，全局唯一的苏式截煤机由我们工作面使用，以后又使用苏式“顿巴斯”联合采煤机。1965年，我们入选全国第一批使用国产浅截滚筒式采煤机的试点，在七层煤工作面取得年产28万吨的好成绩。以后，为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和提高采煤安全性，对机械化采煤工作进行了不停顿的探索。七十年代末，我们主动争取到由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掩护式QY型液压支架的综采工业性实验。我们积极配合，克服各种困难，促成实验成功，并通过部级技术鉴定，为我国综采设备国产化，推动我国综采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个项目获得1983年召开的煤炭科技大会特别荣誉奖。

回顾我扎根基层的20年，经历了荒滩建井的艰辛，投产后在“水深火热”中的奋战，实践中不断求索和大胆变革，使得一个现代化矿井逐步建成。在这里我找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增长了聪明才干，历练更加老成。在这里我卷入艰苦创业的洪流，与工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树立起为保护工人安全的使命感责任心，的确这里天地广阔，大有可为，需变革的课题多多。在这里党对我细心抚育，助我成长，并于1973年吸纳我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满足了我多年的夙愿。为鼓励我前进，还提任我为矿副主任工程师，协理全矿技术工作。在一矿期间虽然付出了艰辛，但也收获了一些成果。先后担任采煤技术员、采煤工程师、矿副主任工程师等技术职务。正是这二十年的艰辛给我积累了厚实的基层工作经验，为我以后掌握全局技术提供了条件，使我在担任矿务局总工程师期间，应付自如、得心应手。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矿务局调我去生产处任主任工程师兼副处长，新岗位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