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工业职业学院建校已有三十年的历史，由于时过境迁对这所学校当初是如何创建的现时的人已知之不多。笔者三十年前曾在这所学校的前身即“石炭井矿务局七二·一工人大学”工作五年多的时间，并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说是这所学校创建过程的亲历者之一。最近，因宁夏能源协会《宁夏能源》会刊编辑部相关人员相约笔者,经与有关当事人回忆，写了下文。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了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的指示。一时间，一大批“七二·一工人大学”在全国工矿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相继建立。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鉴于“文革”期间普通院校停止招生，矿务局亦没有了毕业生来源。矿区工程技术人员出现了断层，特别是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特缺。当时做过统计，全矿区每个采掘、机电区队，平均还不到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影响到矿区生产建设的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在这种形势下，局领导于一九七五年底决定建立“七二·一工人大学”。当时通过矿厂处推荐，统一考试，招了五十四名学生，为采掘、机电两个专业（各27人）进行培养。

由于学校仓促上马，既无校舍、也无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学校领导和极少数教师也是学校建立后逐渐调进。起初的招生工作和学校的筹建工作是由当时局教育部们负责人李崇位、干事刘志田等组织进行的。究竟把“七二·一工人大学”办成什么等级，学生培养成什么程度，当时从局领导到学校思想上都是不够明确的，具体反映在：从学生于一九七六年元月入校（寒假期间临时借用二矿职工子弟学校校舍、后又借用三矿驻军十几间半地下小地窖）至一九七七年五月，计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学校不能正常的组织教学，这期间不时的抽学生到矿上支援高产，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七年五月甚至把学生分别派到白笈沟矿和洗煤厂进行所谓“开门办学”，实则是在采煤工作面、车间顶班劳动。笔者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到校工作后，有一天向局当时主管教育的领导反映学校缺少教师，当时学校能上讲台的有五人，（包括负责教务和学校创建的两人），曾有一度由高中老三届的学生马国旗同学给大家上课。得到的回答是“嗯，怎么还是缺教师，一个人一天讲四节课”。这反映了在这位领导的脑子里“七二·一大学”的培养目标到底是什么，是不明确的。另外，当时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五十四名学生中上过高中的有三人（高中毕业的只有一人）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还有个别只有小学程度。

在当时那种办学环境和办学条件下，学校基本上是分两个阶段组织教学的，即自学生入校至一九七七年五月，在不时地到矿上支援高产和到矿厂顶班劳动期间，主要组织学生补习中学课程，接触了与专业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基础理论课，结合现场劳动，学了点专业知识。第二阶段，即从一九七七年六月学生由矿厂劳动回到新建的校舍（几排平房）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这期间有了固定的校舍，又具备了正常的教学环境。在专职教师少的情况下，从局机关有关部门和矿厂聘请基础理论知识功底扎实、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兼课。组织学生学习了煤矿采掘、机电专业所必须的基础理论和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重点组织学习了矿井采掘和机电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为学生出校到现场工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为对学生负责，并为矿厂使用他们提供参考依据，对这批学生按结业对待。按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对入学时文化基础比较好，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扎实、成绩突出的，给予“在主要专业课知识基本达到和接近专科水平的鉴定”，对大部分学生给予“在主要专业课知识基本达到或接近中专水平的鉴定”。这批学生回单位后，大部分被分配到一线工程技术岗位。暂时缓解了一线工程技术人员缺员的局面。

在培养首批学生的实践过程中，结合到开滦煤矿“七二·一工人大学”、山东矿院和西安矿院等院校考察学习。学校从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和学生来源三个方面作了具体分析：1.企业办学缺少普通院校的正规校舍和配备的实验条件，但矿山就是活地质，矿井和工厂可作为实验场所，学生所看到的不只是实验演示和标本，而是矿山和生产过程的实际。2.我们的教师缺乏普通院校师资队伍扎实系统的专业功底，但他们是来自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其现场工作经验比较丰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讲授专业课的效果好。3.我们的学生缺乏普通院校学生整齐的文化程度，但他们是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吃苦精神和求知欲强，且专业思想牢固，尤其是井下采掘、机电专业的学生不怕脏、不怕累，加之他们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毕业走上岗位后，稍加熟悉情况后就能进入角色。经这一分析，明确企业办学必须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从而明确了学校培养目标——现场工厂技术人员。

 

 

培养目标确定后，学校到底带个什么帽子好，针对当时全国“七二·一大学”满天飞（当时白笈沟矿就有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牌子），为使名实相符，与一般“七二·一工人大学”相区别，就确定称为“职工专科学校”。并着手编制三年制专科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零年春季连续招了两批学生共110名，分采煤、地质、机电和工厂民用建筑四个专业。针对当时学生的实际文化状况，入校后先补习半年中学课程，再转入专科教学进程。

在培养第一批学生期间，曾遇到过两件事：一是一九七七年国家关于恢复普通院校招生的决定公布后，有几个学生提出不想上学了，要复习功课参加国家招生考试。问他们为什么，就讲了工程处几个工人给他们出了一道“有一个塔无限层高，第一层有两盏灯，第二层有四盏灯，第三层有八盏灯……问任何一层塔灯盏数的公式是什么”的数学题他们回答不上来被工人看不起，感到丢人。认为在“七二·一大学”继续学下去没前途。其实这题简单，只要学过高中代数的应该知道这是个等比为二的数列公式，（即2·（2n-1））他们中就有那个全校唯一上过高三的学生，因当了几年工人入学后没复习到这部分，别人猛地一问，就没有回答上来。

第二件是，有一次我们和二矿主任工程师（实际上是矿总工程师）一起讨论他们矿选送学生的情况，当时我们认为品学兼优，将来是矿长的苗子。而这位总工程师以蔑视的口气反问：你“七二·一大学”培养的学生还能当矿长？表现出对学校培养质量有怀疑。

为确保教育教学质量，改变“七二·一工人大学”在矿区形象，在按专科教学大纲和计划组织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加强了教师队伍的建设，在原有少数教师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到十八人。形成了包括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配套、专兼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加强了校风建设，教育学生树立刻苦钻研，努力学习，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要求在校要做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走出校门要展示出大学生应有的素质和风貌；走上工作岗位应是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记得当时出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天晚上值班发现七九年入学的机电班学生在宿舍带头喝酒，当他发现领导检查时，却极力掩饰，但不予配合的同学因酒喝多了，将此状暴露无遗。学校抓住此事责令他们在学生中作了深刻检查，从此杜绝了此类情况的发生。

第二件事是有一年局组织篮球运动会，有一名校代表队队员喜欢留长发穿喇叭裤。因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矿区工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对年轻人的这种打扮看不习惯。学校就和这位同学谈话，强调：就你这形象参加运动会，群众一看就知道你是某某家的孩子，还是“七二·一大学”的学生。这样你一是败坏了家风、二是败坏了校风。最后这位同学按学校要求剪了长发脱掉了喇叭裤，参加了运动会。从此，学生外出都比较注重仪表。

第三件事是有一天在团员会上批评了八零年入学的一位土建班学生，当天下午发现她在宿舍写了一封轻生的信就离开了学校，当时学校组织学生在学校跟前的山沟水坑和石炭井汽车站找人不见，最后在其大武口家里找到了人，虚惊一场。当着其家长的面，严肃的批评了她的错误行为，让其深刻反省，情绪稳定后返校学习。最后才知道，因其在处理个人问题上遭到家长的反对，想不通影响了学习，加上受到学校的批评，一时想不开发生了以上的事情。最后这位同学学习一直刻苦努力，成绩突出。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矿区生活条件普遍很差的情况下，一九七九年煤炭厅供销公司给学校分配了一辆载重两吨半的卡车，从此，每年秋季先为学校拉足冬季火炉取暖用的无烟煤，再为教师（含兼职），及职工每户拉一车无烟煤。这事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却是师生员工的很大福利，不仅石炭井矿厂处等单位职工享受不到，就是局机关工作人员看了也很羡慕。当时矿区市场蔬菜品种少，价格也高。每年春天开始，定期到银川来拉菜，每次菜拉回来，先给学生食堂留足，再卖给教工（含兼职教师）每人一份，价格高于银川低于石炭井，从中赚的差价留食堂补足学生伙食。现在看来此事不值一提，但它反映了当时学校的校风，对学生的学习情绪也是有鼓励的。在办学条件的改善上，因陋就简地建了有关配合专业基础课教学的实验室，同时加强了图书室的建设。

在局领导、有关部门和矿厂的重视和支持下，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职教处几次评估检查指导，经全校师生员工的艰苦奋斗，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报教育部备案，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了“石炭井矿务局职工专科学校”。至此“七二·一工人大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职工专科学校接续新的篇章。

职工专科学校的创建应该说是时代的产物，但更是一个群体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成果。

所谓时代的产物。因为如果没有“文革”十年普通院校停止招生，“七二·一工人大学”就不能产生，当然职工专科学校也不会从“七二·一工人大学”脱颖而出。由于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必备的外部条件是不能缺少的，不过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事物的内因。所以职工专科学校的建立还应该说是一个群体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成果。开始全国比较大的工矿企业一般都办有“七二·一工人大学”，到后来真正坚持下来并办成国家承认的为数不多的职工高等学校的现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回想起来这个群体应当包括：

一是上级领导部门和矿厂处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回顾当时的办学过程，首先是随着局领导的认识不断提高，学校才能具备正常的教学环境，否则的话，像办学初期，不时地抽学生下井支援高产，最后干脆派到矿厂顶班生产劳动，一干就是半年。学校就无法组织正常教学，就算是有了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和配套的教师队伍，教学任务也是没时间完成的。这里要特别提到的几个人，一是后来主管学校工作的局领导葛家琪同志（已故），局总工程师付佩仁同志，副总工程师赵可兴同志，在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纷纷下马，局领导层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下，他们当时从矿区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出发，力求把学校继续办下去，两位总工还亲自指导学校应当开设哪些专业。还有当时组干部负责人王洪彦同志，积极为学校调配教师，凡经学校考察认为适合教书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般他都想法给调过来。如果像前面提到的建设初期主管教育工作的那位局领导所说的“一个教师一天还不讲四节课”的认识水平，学校的专职教师队伍根本就得不到加强。记得还有一次他主动和学校商量解决一位兼职教师的家庭生活困难问题。

二是兼职教师的奉献精神功不可没。从“七二·一工人大学”成立到职工专科学校建立，兼职教师一直唱主角。六年间学校先后聘请兼职教师近四十人，那个年代，矿区不仅工作忙，会也多，他们利用晚上业余的时间备课，由于他们毕业到矿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原来所学理论知识要恢复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而当时按国家政策规定只能象征性的发给酬金，（开始每课时九角，后来增加到一元五角）。但他们都没有怨言，将兼职工作当成专职来做。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确实是很宝贵的。

 

 

这批同志多是矿区精英。后来不少同志都走上局、矿、厂的工程技术、生产的领导岗位。当时讲授《机械设计和制造》课的王永忠同志，后来走上总机修厂总工程师的岗位；讲授《高等数学》和《采煤概论》的马玉亮同志，后来走上了石炭井三矿总工程师的岗位；讲授《电子技术基础》课的倪高峰同志，后来走上了宁夏煤校校长的岗位；讲授《煤田地质》课的钱光辉同志，后来走上了宁夏工业职业学院校长的岗位；“煤壁注水”讲授《矿井通风与安全》课的李崇训同志，后来走上局总工程师的岗位。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雅号“矿区活地质”的王学禹同志当时是局地质部门负责人，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刻苦钻研，自学《地质力学》为学生讲授。已过几十年了，可是学生还记忆犹新。如果没有这批兼职教师的无私奉献，学校的教学计划是无法完成的，职工专科学校由“七二·一工人大学”脱颖而出也是不会实现的。

在办学过程中，在学校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几个人。

荣知天同志，中学毕业后，参军入过朝，一九六一年毕业于北京矿院，文革中因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被打成“牛鬼蛇神”受批斗，监督劳动。从四矿生产技术部门调学校任教。当时有好心人劝他：你还不接受教训，胆子真大，别人都想从学校离开，你还往里面钻。但他不信邪，全身心的扑在教学事业上，刻苦钻研、认真备课、教案正规、具体，一心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给学生传授更多的知识。他讲课的特点是三快，即“嘴讲的快，板书写得快，黑板擦得快”。他曾形象的讲述：“学生听课是掠夺”因教师在已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又花数倍授课时间精心准备，把知识传授给了学生。实际这也是他的深切体验。在办学初期教师少也不配套，他除讲授《采煤学》外，学校什么课没人讲他就顶上去。曾讲授过《英语》、《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课程，学校于一九七八年九月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为矿区中学培训了一期英语教师，由他作为主讲，另在一、二中聘请了英语口语和语法兼职教师。圆满的完成了培训班的任务，缓解了矿区中学英语教师很缺的局面，这件事在矿区影响比较大。在他跟机电班学生于大武口洗煤厂开门办学期间（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八的晚上）她爱人在单位开会，因火炉引发火灾将5岁半和3岁的两个男孩在家里活活熏死。他回家处理完孩子的后事，不几天就强忍着悲痛回到了学生身边。他的表现对一般人来讲是很难做到的。

学校教务部门负责人于开昇同志，于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山东矿院。他从四矿生产技术部门负责人岗位调入学校。这个同志事业心强，工作扎实，肯钻研，三年专科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就是以他为主编制定的。他能紧密地安排各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的相互衔接，除讲授所学专业课外，经常顶替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师授课。他工作中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学校体会最深的是：派别人外出找教材，其他人找到找不到都可以回来，唯独他则不，只要走出去就一定想法甚至托亲戚朋友也要完成任务。在他心里空手而归是失职行为。那个年代出差确实是苦差事，乘火车不仅坐不上卧铺，有时候为赶时间，夜间行车，挤在火车走道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那种吃苦精神作为现在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马儒海同志，“文革”前是石炭井职工子弟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这个同志有“老黄牛”精神。工作责任心和吃苦精神强，在职工子弟学校工作期间，因工作繁忙，生活条件差，加之文革中挨批斗，积劳成疾，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调到学校在教育部门负责对兼职教师的联系，授课考勤和酬金发放核定工作。那个年代矿区自行车很少，不少兼职教师没有自行车，他经常将自己的自行车让给兼职教师骑，自己步行四五里路到学校。下课后，因下坡路他将兼职教师用自行车带回家。兼职教师工作忙，经常因故需要调换课，那个年月通讯落后，只有局矿领导少数人家中有电话。他经常晚上下班后，特别是冬季冒着凛冽的寒风，翻山越沟走街串巷到兼职教师家中通知第二天上课。作为一个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中年人，能够这么做，没有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是很难做到的。

校长，党支部书记刘俊峰同志，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矿区的中层领导干部，文革中受冲击，挨批斗，到校工作后，他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原则性强，一经定下的事不随便更改，工作向来实事求是。事业心、责任感强，对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向来是坚定的。吃苦精神也强，处处为人表率。当时办学条件差，起初冬季火炉取暖烧烟煤，办公室冷的坐不住人。建校时他已是五十岁的人了，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确实是全校师生的榜样。笔者深有体会。尽管当时办学条件差，工作十分艰难，可以说是身心俱累，但能和他在一起工作，心情舒畅。由于他的一身正气，带领学校班子和师生员工坚持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硬是把“七二一工人大学”办成了职工专科学校。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零年入校的两届学生除少数因文化基础差，半路淘汰外，最后获得大专文凭的107人，基本都走上了所学专业的岗位，及时的补充了矿区工程技术人员的缺额。这批同学后来多数成为了矿区的技术骨干。有不少人走上矿厂的技术和生产的领导岗位。他们中的佼佼者，一九八零年入校的采煤专业关清安同学，多年前就走上了石炭井第三煤矿的矿长岗位，现任神华宁煤集团副总经理，主管企业生产和安全工作；一九七九年入学的机电专业鲁国会同学，曾任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环保厅副厅长，现任环保厅巡视员（正厅级）。另外，一九七八年离校首批按结业对待的同学也有部分走上了矿区中层领导岗位，（不包括通过其它渠道取得专科以上学历者）其中包括当时被有的人认为是不可能当矿长的王某某，后来当了几个矿的矿长，并成为神华宁煤集团事业部级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