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在石嘴山煤矿建设局建井队实习；1959年3月调石炭井局三矿先后任技术员、副队长、队长、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革委会副主任、矿长；1982年调白芨沟矿党委副书记、矿长；1983年8月后调石炭井局任副局长、党委常委、局长。曾获煤炭系统和自治区优秀局长，煤炭行业金钟奖；1993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我是1988年元月被任命为石炭井矿务局局长的。在这之前，我的职务是石炭井矿务局党委常委、副局长，主管生产。1985年副局长卜昭福同志调任灵武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之后，我又兼管基本建设。

我们这个班子的基本框架是1983年秋天就确定的。赵好修同志是原任的党委书记。1983年 8月5日，自治区党委决定由谢成武、徐升任矿务局党委副书记，王福林、卜昭福、金宪荣、陈宁任矿务局副局长，贾梦林任矿务局安监局局长，李金福任矿区工会主席，葛家琪任矿务局巡视员。

1984年5月，自治区党委任命王洪彦为矿务局党委常委、纪委书记。1984年10月22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干发（1984）49号文件任命谢成武为矿务局局长、任命李崇训为矿务局总工程师。

1985年2月，任刘福田同志为局党委副书记，主管政工。

1985年10月，中共石炭井矿务局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赵好修、谢成武、刘福田、徐升、王福林、李金福、王洪彦为常委，赵好修为书记，谢成武、刘福田、徐升为副书记。

这个班子可以说是一个结构合理、梯次搭配，很有生机的班子。

1988年1月18日，赵好修同志因年龄超过60岁，正式退休。谢成武同志改任局党委书记，由我担任矿务局局长。1989年1月3日，徐升同志改任局党委常委、副局长，贾梦林同志由矿务局安监局长改任矿务局副局长。党委和行政各保持了七名同志。

其实矿务局本部整体下迁大武口还是赵好修同志担任局党委书记、谢成武同志任局长时定下来的决策，我只不过是一个实施者。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矛盾解决了，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当时下迁的原因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改善职工住房的问题迫在眉睫。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为解决煤矿职工家属两地分居的问题，先是办起了五·七农场，自己解决吃粮问题，后来地方政府又解决了符合条件的家属城镇户口。这样大量的职工家属陆续涌到矿上，甚至原来办五·七农场的一部分家属也迁到矿上。那个时候石炭井车来人往，相当的热闹，小地窑已经曝满，就连吃水都成了大问题。从沟口解决的水源已经跟不上需要，又从四十一公里调取一部分，还不能满足。有的职工家属提早起来排队接水，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如何解决职工家属的住处，这个大问题摆在了局党委面前。在石炭井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就地建设不具备条件。石炭井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劈山，工程量大，造价高；另一方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下面大部分是煤，要在没煤的地方建，选择起来难度大。同时建筑材料砖、水泥及其它建材要从山下拉上来。虽然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但山弯多，路面窄，经常出现车辆拥挤，堵车，甚至发生交通事故。

还有一个问题是就地建设会造成浪费。根据探明储量的情况，石炭井开采也就几十年的时间；煤采完了山上一片狼籍，不适应人居住，扔了房子还未超过服务年限，造成浪费。况且当时还没有煤气、天然气之类的做饭取暖燃料，全是煤来解决。早晨起来，大家都同时捅开炉子，石炭井灰烟滚滚，二氧化硫熏得人特别难受，根本不是职工家属久居之地。于是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下迁。

当时下迁有两个可选择的地方：一个是石炭井沟口农场。以局农业指挥部为中心，在一矿、二矿、三矿、医院农场这一片选择一块地方，建成基地，自成体系，管理方便；但这个地方离风口太近，离城市较远。虽然自成体系管理方便，但离城市商业区、政府、医院、学校都较远。依然是生活、工作不方便，水、电、路都要我们自己解决，地方政府的公共资源我们一点也借不了光，还要自筹资金，包袱重。

还有一个可选择的地方，那就是本局在大武口的几个农场。四矿农场、工程处农场、白芨沟农场胜利村这一片。这块地势平坦，靠黄河水近，离汝箕沟沟口近，更主要的是离市区近，离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政府近。商业区、学校、医院等较方便。虽然当时还比较荒凉，今后城市发展，还不是边缘地带。离几个砖厂只有几里路，只是从附近山上拉些石头，一切都方便。在自己的农场盖房子批地相对也好说。

我们的这一决策得到了石嘴山市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从审批土地到其它方面都一路绿灯。困难的是我们这个石炭井矿务局是双重管理：上有中煤总公司管理，地方上还有自治区党委、政府，具体管理上还由自治区煤炭厅。本部搬迁是大事，需给中煤总公司打报告，如果同意，还能给一点建设经费。但中煤总公司就是不批。原因是煤矿生产是安全风险较大的，只有领导蹲在井口，安全上才能让人放心。怕下迁后山上管理松懈，造成事故。加之那个时候安全装备较差，人员培训也跟不上，三天两头出现事故。这给上面的领导造成精神上的高度紧张。

地方政府坚持不同意搬迁，不知出自何种考虑，是与中煤总公司一样的心态怕出事故，还是怕担责任，怕出钱？据传说还有一个原因，政府不批，准备把汝箕沟矿区的几个煤矿从石炭井矿务局划出去，加上汝矿、太西洗煤厂，组建起一个无烟煤矿务局，即第三个矿务局（当时处于战备石嘴山为第一矿务局；石炭井为第二矿务局）。这种说法在上世纪70年代初，时任区党委副书记、管工业的革委会副主任邵井蛙时就听说过。那时因白芨沟、大峰矿干部不好配，才交到石炭井矿务局的。据说配好干部正式投产后就分出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不了了之。

在正式打搬迁报告之前，我们先和上级领导进行私下沟通，几次汇报后，无论煤炭部（后来改为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和宁夏都持反对意见。后来反对的口气虽然不那么坚决了，但是，同意搬的话，领导始终不说。

如何落实局党委关于本部下迁的决策，我们采取了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策略。

首先是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在大武口四矿农场为已退下来的局级干部盖了些住宅。这些老同志大部分是解放前参加革命、是些劳苦功高的同志。从战争年代过来，有一些还是扛过枪，过过江，受过伤的一些人。紧接着盖了个活动中心（现太西老年大学）。

1989年8月30日—31日，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总经理于洪恩、副总经理陈钝一行，在自治区副主席任启兴、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徐竿的陪同下到石炭井矿务局现场办公，重点是解决白芨沟扩建、大武口洗煤厂扩建，井下摩擦支柱更换单体液压支柱及职工住宅建设等问题。

到了石炭井矿务局，顺便要看望老同志，我们感到机会来了。看望老同志后，我们陪他们参观了老干部活动场所，请他们到楼顶上观看整个大武口的景观。他们心里明白我们的意思，只是笑了笑，没表态。老干部下迁后，本部批不下来，延误了整体下迁的进程，把老干部孤零零的撂在一个荒滩上，离市区还有几里路，当时生活也不方便。老干部都很有意见，似乎是怕老干部干扰我们的工作，把他们骗到了山下一样。特别是1987年末，赵好修书记退休前主持的最后一次全委扩大会上，老干部反映很强烈。

1988年1月，我担任局长后，那时虽然已颁布了《企业法》。已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责任制进入厂长责任制，但我还是要坚决执行局党委的决议，顺应民意。这时又再次出现了白芨沟，大峰矿要外划的传闻。于是加快了下迁的速度。

随着石炭井家属的到矿人数增加，入学的孩子也逐年增加。石炭井一中、二中已不能容纳，只能把第三中学盖到了大武口。以备本部下迁后机关职工子弟和大武口洗煤厂、太西洗煤厂、总机修厂、综合加工厂、职大等单位子弟的入学。石炭井三中建在了四矿农场的一块地上，教育处的教研室，先期搬了下来在三中办公，与市教育部门对接，而后将其它科室也陆续搬了下来。

我们又盖起了科技楼、招待所、为老干部就医的卫生所，并在老干部住宅的东面盖了五栋家属楼。。

我们先把党群部门迁了下来。党委领导，除兼任行政职务、管安全生产的外都迁了下来。

我多次与自治区领导请示，协调搬迁的事，反复说明搬大武口能兼顾石炭井和汝箕沟两个矿区，在山上的困难大，下迁的好处多，山上也没有办公楼，只有过去的旧平房和后来的招待所维持办公，请领导网开一面。

我找到时任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刘国范同志，因为是煤炭的老领导说话方便，于是对他说：我知道你们并不反对我们下迁，只不过批起来有难处。一是隔着个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不好处理；另一方面也有个责任问题。你们就睁一眼闭一眼，不要干预我们，将来有责任我们自己承担就行了。领导还是没表态，但也没反对。

我们先期搬下的同志中午没地方吃饭，自带饭。没处休息，呆在办公室倚着椅子迷糊一会，下午再乘大轿子回山上。看看政工部门搬了几个月上面没有干扰，我们又把管理部门的同志也搬了下来，安排到科技楼和招待所办公。山上只留调度室、局长、管生产的副局长和安全部门。

后来，石嘴山市政府又给我们批了一个人防工程（就在后来盖办公楼的底下）。我们先盖好人防工程，总体设计九层，寻机很快拔地而起。这就是石炭井矿务局后来在大武口的办公楼。

整个搬迁的过程，没有请搬家公司，各部门自己想办法找车，自己的员工打包装，装卸。大家都齐心协力，顺利完成了下迁任务，还节约一部分搬家费用。